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韦钰：演绎传奇人生

文 | 思齐

她是首位获得德国亚琛大学博歇尔奖章的中国人

她是共和国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

她是东南大学百年校史上唯一一位女校长

后又荣膺教育部副部长

她就是韦钰

这位非凡女性，用勤奋、激情与智慧演绎出一部传奇人生

“1978年，给我一个春天”

韦钰1957年考入南京工学院（现东南大学）电子工程系，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，次年考取该校电子工程系硕士研究生，师从我国电子学领域的先驱者和开拓者、著名微波电子学家陆中祚教授。1965年，韦钰研究生毕业，成为我国第一批大规模招收培养的硕士之一，由于成绩突出，其毕业成果参加了第一届高教成果展。

正当她憧憬着在科学舞台上大展身手时，随之而来的“文革”打破了这一切。因为导师陆钟祚教授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加上韦钰的家庭问题，她成为“资产阶级苗子”，被迫离开研究室，度过了10多年的蛰伏苦闷期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韦钰回到导师身边，回到了深爱的研究岗位。不久，选拔出国人员的机会来了。1978年，邓小平作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指示，计划派出大批人才去国外深造，以振兴中国的科教事业。当时韦钰已经38岁了，起初她并不想出国，在导师的一再劝说下，才决定参加选拔考试。

当年全国首次选拔100名留学人员，50名去美国，50名去德国。由于种种原因，去美国的后备人数明显多于德国，竞争非常激烈。“我感到想去美国的人太多了，可能不会轮到我，便放弃英语改学德语。”对韦钰而言，德语完全是从零开始。她从上海外

她研制出国内第一批生物组织的微波CT、超声CT、衍射CT和B/A非线性参量断层图象，使我国成为国际上继美、日以后，第三个能做出B/A断层图像的国家，后来又在国内建立第一个分子与生物电子学实验室，已和五个国家建立了合作关系，创建了国内第一个“生物电子学”博士点……

提及当年的“开路”经历，韦钰颇为感叹，“在那种情形下，我只有奋斗出去才能活下来，不然我就成了骗子。好在有很多人支持我，让我最终坚持下来。”

1985年，韦钰再次改变研究方向，转攻生物芯片。在那个时代，生物芯片对中国人而言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。如今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韦钰早在20多年前就看到了生物芯片的应用前景，其学术前瞻性非比寻常。

这种学术前瞻性与韦钰一直崇尚的创新理念是分不开的。在她看来，科学就是要创新，想前人所未想，做前人所未做。创新，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激情。“创新是激情驱动下的自觉，那一刻不会考虑困难、风险、名利等问题，唯一想到的就是一定要国语大学找来一本德语讲义，花了一个月时间，硬是把这本“艰涩”的讲义“啃”了下来，虽然一个单词也不会读，但令人惊奇的是，她的德语竟考了江苏省第一名，同时也是当年该省考出国的两人之一。

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韦钰十分感慨，“机会真是来之不易。“文革”10年把我们许多时间都浪费了。我们几次想在业务上冲上前去，但是没有条件，最好的时光已经荒废。1978年，给我一个春天。在我们面前开辟了那么大的前景，一辈子的愿望这时候能够实现了。”

带着责任出国

临行前，韦钰在北京观看了一个关于周总理生活和工作的展览。总理东瀛求学，振兴中华的事迹，让韦钰深为感动，对其留学及归来后的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后来，韦钰多次谈及总理对自己的影响，邓颖超得知后，特地给她寄去总理选集，这更加激励了她奋发图强、报效祖国的信念。

1978年底，韦钰作为改革开放首批留学生之一，前往德国亚琛大学攻读电子学博士学位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从事电子学研究的女博士寥寥无几。韦钰的导师带过70多位博士，就她一个女性。在学习上，韦钰比很多男博士还拼命。留德3年，韦钰没有给自己放一天假，每天像蜜蜂一样从早到晚忙个不停。当时韦钰的师母在维也纳交响乐团工作，经常会给她音乐会门票，韦钰却从来没去听过。除了吃饭睡觉，她总是在实验室做实验。讲求效率的她，做事风风火火。有人这样描述，“韦钰一来，整个楼都动起来了”，形容她跑来跑去，珍惜时间。

一年后，成绩优异的韦钰申请到洪堡奖学金，每年10000多马克（德国货币），这在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十分少见。她却省吃俭用地把钱攒下来，回国后全部捐给了国家。这一举动让她的外国好友很不理解。

韦钰解释说，“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态，带着祖国的嘱托和责任出国的，从来没想自己会得到什么好处，总是想着为国家做些什么。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非常用功，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很注意。”

经过奋力拼搏，韦钰仅用3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，并凭借出色的毕业设计，获得德国亚琛大学博歇尔奖章。在当年毕业的100多位博士生中，获得该奖章的仅2人，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此殊荣。